徐晓宏
2022年7月，我和家人、朋友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附近的谢南多河漂流，触景生情写了一首小诗，发微信赠给远在密歇根州安娜堡市的好友徐晓宏教授。这是我跟他交往十几年来，送给他的唯一一首诗。异国杂诗·漂流
按：以译词入诗，是现代传统。少时曾读“独拜弥天马克思”，青年亦作“剩有一湖密歇根”。今以三译名入诗，喻人生或如漂流，以赠“密歇根的马克思主义者”。
扁舟才出谢南多，
旋进波托马克河。
莫笑寻常哈珀渡，
等闲岁月起风波。
注：哈珀渡（Harpers Ferry）位于谢南多河（Shenandoah River）与波托马克河（Potomac River）交汇处，为美国内战重镇。
此时的晓宏，已经被确诊患有肠癌将近半年。2月手术后，正在化疗和休养，并为秋天一个更大的手术做准备。他收到诗后很高兴，并在微信上跟我聊起来。晓宏：起什么风波呢
我：那要问你啊，写给你的嘛
晓宏：第四波
我：第四波？
晓宏：历史社会学啊
我：哈哈哈哈，学科带头人的想法就是不一样
我当时虽然忍不住笑出声来，但也对他的执着更加钦佩。这就是晓宏，即使身患重病，他挂念的依然是学术，雄心勃勃希望写出传世之作，开创学术新局。他当时有多篇文章正在几大英文社会学顶刊接受匿名评审。他想的不是继承历史社会学第三波，而是开创第四波。我的诗，既是写一段美国内战的历史，也是喻人生如漂流，难免有突如其来的风波，但最终多能化险为夷。8月18日，晓宏微信告诉我，他在《美国社会学杂志》（AJS）第二轮评审的一篇文章被拒稿了。熟悉学术发表规则的人都知道，一篇文章如果获得R&R（revise and resubmit，修改和重投），那么在第二轮评审获得接受的概率远大于第一轮。所以他本对这篇文章被接受抱有很高的期望。他接着说：“我已经整整五年没有在英文期刊上发表过文章。”晓宏执教的密歇根大学社会学系，在美国首屈一指。五年没有发表，让一个尚未获得终身教职的青年学者压力有多大，不言而喻。两个月后，他更心仪的另一篇文章，也是他英文书稿的核心——“The Great Separation”——被同一本期刊拒稿。10月14日，他发微信我告诉我这个消息，并说：“下午大哭了一场。好几年没哭了，癌症确诊都没有。Feeling so tired of this game.”四天之后，他按计划再次住院，次日做了长达十二小时的腹腔手术。我们当然是为了学术理想而努力，但理想主义者也不能回避现实问题。晓宏曾经是我们这代人的学术明星：尚在耶鲁大学社会学系求学时（2013），他就在最顶尖的《美国社会学评论》（ASR）发表论文，并获得多个奖项。对于这样一个历史社会学的青年领军人物，发表压力却如巨石压胸。事实上，这种压力直到他生命的最后阶段才得以缓解。2023年11月25日——美国感恩节周末——晓宏发了自己最后一条朋友圈：“感恩”，除了感谢世界各地朋友对他的支持，配图则是一篇文章被期刊《理论与社会》（Theory and Society）接受的截图。这篇文章，正是他之前被《美国社会学杂志》二审所拒的文章。两个多礼拜后，晓宏病情急剧恶化。他于2023年12月12日病逝于安娜堡一间临终关怀医院，终年四十五岁。晓宏出生于1978年，比我年长四岁。我们并非同乡、同学或同事，交往也只有最近十三年，平均每年见面不到一次，主要是在美国社会学学会（ASA）和社会科学历史学会（SSHA）的年会期间。回望人生旅程，我们都受惠于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流动，先后从浙江和重庆考入了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我们也是两所高校教育改革的受惠者，都在大学期间从理科转入文科：晓宏原本就读于北京大学化学系，后转入社会学系。我们更得益于2000年前后北京蓬勃多元的知识、文化生活，在此期间大量跨学科阅读和讨论，形成了自身的学术理念和认同。在北大学习，想必滋养了晓宏的深厚学养、独立思想和高远理想。最后，缘于中美教育交流的扩大，我们先后在2003年和2008年远赴美国，分别在耶鲁大学和芝加哥大学攻读社会学博士。2010年11月，我和晓宏初识于芝加哥召开的SSHA年会期间，之后频繁通信交流。我们的研究方向都是历史社会学、政治社会学。当时有一批中国留美学生选择了比较历史社会学作为博士论文方向，我们开会总能见到，我和晓宏更是多次被安排在一个会议小组。我俩开会常常同住一屋，吃饭、抽烟、喝酒、聊天、争吵，不亦乐乎。我们很快发现，除了背景和兴趣相近，彼此还有个更重要的共同点：抱负。彼时，在定量社会学方面，旅美的大陆社会学者早在社会分层、组织社会学和社会网络等分支大放光彩；在以民族志或访谈为主的定性社会学方面，旅美华人学者也已在移民社会、社会运动和劳工政治等领域崭露头角。唯一有空白的是比较历史研究。在我们博士入学时期（2005-2008），还没有华人学者写出一本足以传世的比较历史研究著作。当然，在2010年代，随着孔诰烽、苏阳、和文凯、赵鼎新等人专著的出版和获奖，这一情况已经得到改变。不过，迄今依然没有华人学者以英文撰文，对比较历史方法论有所贡献。在当时，晓宏和我都志在对历史社会学的经验研究和方法论有所突破。对于社会科学的中国研究领域，我们亦有自身的理念：既不愿局限于传统的区域研究范式，也不想追随大行其道的定量历史潮流，而是希望创造出一种新的研究和表述形式，把元理论、中层社会机制和历史叙事/史料研究予以融合，使著述能够同时孕育新的理论，包含鞭辟入里的机制，呈现扣人心弦又令人信服的故事。这当然对研究能力与英文写作水平都有极高的要求。除了专业突破以外，我们选择比较历史社会学，是因其与我们关注的一些宏大问题，特别是涉及现代性的问题密切相关。这些题目，曾经是马克思、韦伯毕生关注的焦点和构建社会学经典理论的起点，也在二战后刺激了历史社会学在美国的兴起：摩尔、沃勒斯坦、蒂利、斯考切波、迈克尔·曼围绕这些议题写下了一部部皇皇巨著。而想要探索这些问题，只有浸润于并超越古典和当代社会理论，广泛阅读研究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著作以积累知识，同时依赖蒂利所说的“大结构、大过程和大比较”。从晓宏的学术自述里可以看到，即便早早在顶刊发表文章，他也从没停止探索的脚步：“（我）一直在琢磨怎样在自己的研究中纳入那种大历史的思考。因为对我来说，那种大历史和大叙事的东西，是社会理论最有魅力的组成部分之一。”是的，惟有以此将过去和现在彻底历史化（historicize）的方式，才能质问（problematize）主流社会科学的“当下主义”（presentism），即把现时的社会事实和规律一般化为非历史的法则和机制的倾向，进而有可能提出并回答有关中国现代性的根本问题。换言之，在专业化和大数据的时代，比较历史社会学对于我们而言，不仅仅是一个学科的知识，更是智识上的英雄主义。我们也不满足于只将现成的（特别是自己导师的）理论“应用于”研究中国，而是要自己去创造新理论，写出大叙事，比肩甚至超越导师的成就：“做我们的老师，而不是他们的（中国）学生”，是我们的共同抱负。支撑晓宏抱负的不仅有雄心（ambition），也有意志（stalwartness）。在我和晓宏刚认识的时候，他的思想就已经相当成熟，各种准备更为充分，英文写作也渐入佳境。他的两位导师，菲利普·戈尔斯基（Philip Gorski）和朱莉娅·亚当斯（Julia Adams）是历史社会学第三波“文化转向”的领军人物，耶鲁社会学系更是文化研究的重镇，所以晓宏也处于这波的潮头浪尖。在我们这代2000年之后出国求学、以定性和历史研究为主的中国社会学者中，晓宏成为第一个，并且是在博士毕业前就在顶尖英文期刊上发表代表作的，而我们其他人的类似发表则往往要到博士毕业后。晓宏曾跟我讲述此文经历多轮匿名评审，而他又是怎样不折不挠地修改、完善的。几番打磨下来，从理论到叙事，无不臻于完美。晓宏去世前几个月，我们曾聊起迈克尔·沃尔泽1965年的著作《圣徒的革命》（The Revolution of the Saints，中译名为“清教徒的革命”）。清教徒是英国革命，乃至现代史上激进政治的源头。晓宏说，他的文章正是受到这本不太为历史社会学者注意的史学著作启发。晓宏出色地构建了中层社会机制来解释这种关联，并在叙事上大开大合、舒展自如。然而，早早成功也埋下了隐患。晓宏可能低估了在英文期刊发表比较历史研究的难度。直到遇挫后，我们才一起反思了这个研究路数的诸多结构性限制：一来，历史社会学日趋专业化，但本身职业机会稀缺，发表渠道少。二来，社会学的中国定性研究缺乏资源和社群建设，这点相比于政治学的中国研究领域尤其明显。两相叠加，关于中国的历史社会学研究在英文世界处于陪衬角色——得以发表的文章往往是将中层机制应用于中国案例，而试图建构元理论和大叙事的文章则往往发表不畅。这里面，研究社群的缺乏是关键的组织性因素。美国社会学主流是以定量方法研究当代美国社会，这就意味着以定性方法来研究别国一开始就处在边缘。这种结构性和组织性限制给每个人都带来影响。晓宏2014年到新加坡国立大学任教以后，发表屡遭挫折，四年时间只在《批判历史研究》（Critical Historical Studies）发表过一篇期刊文章（2017）。这份杂志虽然在业界口碑甚高，但显然并不是晓宏希望的归宿。而我2016年8月获得博士学位后，到美国华盛顿特区的美利坚大学国际服务学院任教，工作初期在历史社会学领域的发表也不顺利。团结
Solidarity
2023年11月的SSHA年会在华盛顿特区召开，本是个我做东招待朋友的机会。但晓宏在会前十来天告诉我，他无法参会。由于手术和化疗对于控制癌细胞扩散已经没有效果，他需要去德州参加新药试验。我们都明白，这是他的最后机会——而且希望并不大。接下来的交流中，我了解到他除了要与癌症做最后搏斗，还面临重大的经济困难。除了新旧医疗、旅行费用，晓宏从2024年开始将被迫在“半职工作”（工作量和薪水略减）和“长期伤残”（无需工作，薪水降至百分之四十）两个选项中选择。他是家庭唯一经济来源，但身体已无法支撑工作，而选择“长期伤残”则意味着家庭收入锐减。显然，除了大家一起来帮助，别无他法。但晓宏的妻子陈朗一开始坚拒捐款。11月17日（十三年前的这天我和晓宏在芝加哥初遇），陈爽、和文凯、苏阳、王娟、王颖曜、王元崇、严飞等来参加SSHA年会的老师在我家聚会，大家正式讨论募捐事宜。此外，龙彦、张颖、张泰苏、刘礼红等教授也是募捐活动的早期发起人，通过微信或电话保持着密切沟通。大家很快就捐款的方案、步骤和范围达成了共识，并委托我说服陈朗，与她保持沟通。我们主要做了两次捐款动员。在感恩节周末（11月23日起），我们通过口口相传来动员，很快获得了晓宏夫妇在耶鲁、新加坡、香港和北京的诸多朋友的回应；留美华人社会学者也纷纷响应，疫情期间在线结识但未谋面的多位学界朋友亦闻讯而动。大家慷慨解囊，并给晓宏夫妇发去关心的消息。第二个周末（12月3日起），我们主要以脸书为平台做了网络动员，世界各地超过六百名朋友或同仁在两天内施以援手。与此同时，晓宏所在的密歇根大学社会学系也组织了系内同事募捐活动。大家团结起来支持的速度和强度令晓宏夫妇，也令我们所有组织者感动。11月23日感恩节当晚，晓宏就给我发微信：“今晚忍着疼痛去同事家吃Thanksgiving dinner。刚刚进门回家。就看到这封信。然后，陈朗刚告诉我，已经收到很多朋友的慷慨解囊了，顿时，高兴和感恩的泪水交加！请代我们谢谢大家！”次日，陈朗在捐款网页上发信感谢大家：“We were really surprised by how fast you acted and the number of people the message reached. We are deeply touched by your generosity and feeling empowered by your love.”（我们对你们的迅速行动以及信息所及的范围感到非常惊讶。你们的慷慨让我们深受感动；你们的爱让我们感到满怀力量。）在他发表的最后一篇中文文章中，晓宏说社会学的自由主义的“终极方向是建设一个具有强烈团结精神的行动的社会”。在他生命中的最后几个礼拜，他应该会为这样“一个具有强烈团结精神的行动的社会”而感到欣慰吧。知识界团结背后更深刻的原因，可能是“智识上的世界主义”（intellectual cosmopolitanism）。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晓宏最突出的精神气质之一。这种精神气质使晓宏能够超越那些曾经滋养过他思想与灵魂的伟大文化、学术传统，开放地拥抱从其他传统中培养出来的学者。即使大家在会场初次相逢，也往往能像认识很久的朋友，敞开心扉，真诚交流。这种开放，不但面向有海外求学经历的朋友，也面向身在国内但愿意放眼外看的学者。如果说北京大学、圣母大学和耶鲁大学培育了晓宏的深厚学养和思想底蕴，那么亚洲和美国多所大学任教的经历，则铸就了他“智识上的世界主义”的精神气质。这次，他在世界各地的朋友也给予了“世界主义”的慷慨回馈。大家都希望与命运赛跑，帮助挽救晓宏的生命……往后这段时间，我们多多交流好不好？我这十多年的很多思考，我也想跟你多深入谈谈。如果这一关我挺不过去，而你能继续留在学术界，我希望你能朝着我们奋斗的方向继续走下去。回顾这走过的来时路，你我是最肩并肩的战友。有你坚持战斗，即使我不在了，我也不会留下太多遗憾。
你放心，我没有、也不会放弃治疗。哪怕是还有0.01%的希望，我也会为了家庭、我自己的信念和我们时间社的理念坚持下去。我只是觉得是时候思考如何为最坏的情况做规划了。
战友，是他对我的期望；而知己（soulmate），则是我对他的定位。“知我者，二三子。”我何尝不知道他希望多跟我交流。这让我想到了萨特和波伏瓦的晚年谈话。两人是五十年的战友和知己，在萨特生命的最后十年，波伏瓦不但记录了他的日程行述，还跟他做了长时间的对谈。萨特去世后，波伏瓦完成了《向萨特告别》（Adieux: A Farewell to Sartre）一书。一段史诗级的关系，需要这样史诗级的追忆。但在当时，和晓宏谈话依然是次要的事情：他要去德州治疗，而我则忙着组织募捐等事宜，所以未曾在他精力充沛的状态下进行长时间录音对话。我们从学友变成战友/知己只有五年时间，大概是从2018年8月在耶鲁的一次会议开始。那几年，北美一批年轻的历史社会学家组织了一个兴趣小组，定期相聚，主要围绕批判实在主义（critical realism）阅读、讨论比较历史方法论的著作，进而完成一篇自己的作品，最终将在2024年结集出版。晓宏一开始就是这个小组的核心人物，而我则应邀参加了2018年暑假的耶鲁会议。当时，晓宏刚从新加坡国立大学转会到香港岭南大学。我们聊得特别投机，从心路历程到熟人八卦，无话不欢。2018年参加比较历史方法论会议后合影，耶鲁大学。2019年8月，我们在纽约再见，参加ASA年会。此时，他刚刚加盟密歇根大学社会学系，成为过去十年以定性研究为主而在北美顶尖社会学系觅得教职的几位华人学者之一，也是其中唯一的比较历史社会学者。当时，他踌躇满志。我们一群华人青年学者在纽约一家中餐馆聚餐，听晓宏讲他的所见所闻和风云故事。很快，新冠疫情席卷全球，美国更是在2020年春夏之交成为重灾区，诸多线下学术活动都被取消。宅家时刻，我们的在线交流却慢慢多了起来。当年暑假，我们一起参加了三次在线公开活动。我们切磋砥砺，殊为愉悦。参加这几次活动的不少朋友后来也成为时间社的发起人和组织者。2020年8月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迷路与归途”在线论坛截图2021年初，在线语音社交软件clubhouse火爆网络。2月7日，晓宏、严飞和我临时起意，即兴“开房”，畅聊什么是社会学意义上的clubhouse。接下来我们又在上面热闹了两个多月，慢慢聚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学术好友。Clubhouse虽然昙花一现，我们几位社会学者和宋念申等历史学者却一起开始酝酿新局。2021年11月SSHA年会在费城召开，这是疫情两年以来我们第一次参加线下会议。当时他尚不知道自己已罹患癌症，以为只是阑尾炎。在参会之余，晓宏、我和历史学家张颖等商定了组建跨学科学术团体、打造双语学术平台的方案。我和晓宏在会议最后一晚觅得一家日本拉面馆，畅谈未来，我们充满希望。2022年2月7日，我们十余位海内外社会学者和历史学者，共同发起了“时间社”这个学术团体及其中文学术平台。四天之后，晓宏告诉我，他肠镜确诊肠癌，需要马上入院做手术。闻此消息，我们都很震惊，但癌症并非不可医治。我发信息让晓宏安心治疗，先把研究和教学放一边，也不用操心时间社的日常事务。实际上自时间社成立以来，尽管我们组织了不少学术活动，但晓宏和我参与讨论都不多。我总想着他迟早能好，所以不着急参加活动，等他恢复健康之后我们再一起参加。但接下来，他却与癌症展开了将近两年的艰难搏斗。2022年下半年两篇大文章先后被拒后，晓宏要同时面临两条战线的搏斗：治疗+发表。其间痛苦与压力，非常人所能承受。首先是癌症与治疗带来的折磨：手术之后接化疗，化疗之后接下一个手术，然后是下一轮化疗，如此循环，似乎永无尽头。如果手术和化疗尚给人以治愈的希望，那么疼痛与不便则日日夜夜折磨着他，使得他身体日趋虚弱。我虽不知道治疗的全部过程，但翻看他给我发的信息，亦可窥得一二：今天是化疗周期中副作用最强的一天（2022年6月25日）
明天住院， 后天早上手术（2022年10月17日）
今天又做了一个小手术，加了一个drain，说我腹部有些不好的fluids要drain。即使出院，也是带着一个ileostomy，一个速尿装置，一个drain出院（2022年11月15日）
我手术后neuropathy很严重，用键盘打字非常难受（2023年2月15日）
[这轮化疗]副作用比上次稍微大一些（2023年3月4日）
Bowel obstruction。不知道是癌肿瘤还是之前手术的scan issues造成的。前两天痛得生不如死。（2023年9月27日）
与此同时，晓宏还担心着他的研究进度和文章发表。他不想在漫长的治疗中虚度时日，2022年10月第二次手术后就决定继续高强度研究和写作。2023年3月，他驱车去芝加哥大学“帝国工作坊”报告文章，这是他患病以来第一次远行做报告。晓宏跟我微信交流时提起：“打算adapt to the new normal”（适应新常态）。我虽心疼，但也深知他的决心和意志。2023年8月，ASA年会在费城召开——这是晓宏最后一次参加线下学术会议。其间我和晓宏吃了三次饭，他虽然饮食方面尚有禁忌，但兴致甚高，谈话中又见昔日风采，且对未来颇有规划。周日早晨，我去听了晓宏的报告（正是被AJS二审拒稿的那篇文章）。跟往常一样，我问了一个“有挑战性”的问题，他则报以微笑回答。我想，那个熟悉的晓宏又回来了。晓宏在学术上的负重耕耘，在他生命最后阶段迎来开花结果。2023年，他坚持修改发表了三篇英文文章，并完成另外两篇长文。单单这（将要）发表的三篇文章，就足以奠定他在比较历史社会学、社会理论和社会科学方法论的一流学者地位。晓宏发表在《社会学理论》（Sociological Theory）的文章，是与其耶鲁师兄、社会理论中生代翘楚艾萨克·里德（Isaac Reed）合作完成的。此文结合文化分析和实用主义社会学（pragmatist sociology），对历史时间做了新的分类，也对“政治现代性的社会学”有所贡献。在英文社会学界，鲜有华裔学者的理论工作得到广泛认可。晓宏此作使其跻身于寥寥数人之列。《理论与社会》将刊的文章是晓宏与几位经济学家合作的成果，也是他唯一的定量文章。与大部分定量史文章不同，这篇文章在理论阐发方面用力尤深，试图整合国家理论、地方精英理论和文化分析，再用地方志数据检验理论模型，并辅之以历史叙事的案例研究。换言之，这是一篇融社会理论、定量分析和历史叙事于一体的鸿篇巨制。最后，晓宏也为前述文集《实证主义之后：历史社会学比较的新路径》（After Positivism: New Approaches to Comparison in Historical Sociology）贡献了一章。此书是斯考切波1984年主编的文集之后，四十年来第一部由历史社会学者集体撰写的方法论文集。晓宏的文章无疑是其中最出彩的两三章之一。其立论新颖，从宏观现象学的角度阐发了比较研究对于格物致知的独特价值，从而促进历史社会学者实现方法论自觉以创造新知识。此文改写自他2017年的中文文章，其网络版也广为传播，深受好评。在晓宏逝世之后，两位编者以及所有作者都一致同意，将此书献给晓宏。考虑到迄今为止尚无华人学者在英文比较历史方法论有所建树，晓宏的文章亦将添补此空白。毫不夸张地说，晓宏在论文发表这条战线的搏斗取得了最终胜利。除了未来得及完成专著，晓宏实现了他的学术“抱负”，这也是他对“好的”历史社会学的所有想象。所以我必须讲出这个事实：晓宏是为学术殉道而亡的圣徒。圣徒，正如沃尔泽所言，通常是宗教上、政治上抑或学术上的反叛者：他们旨在破坏旧秩序，创造新格局，往往惊世骇俗。圣徒坚毅卓绝，负重前行，虽千万人吾往矣。圣徒也常为理想殉道，被现实压垮，牺牲了自己的肉身，甚至牺牲了亲人的利益。晓宏执着于高远的学术理想，但却不见容于现实的学术分工格局和发表体制。身患重病，他也不改其志，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他在生命末期终如黄钟大吕，发出震耳宏音，而他的早早离去，更让人久久难平。这不禁又让我想到波伏瓦与她童年和少女时期的密友扎扎（Zaza）的故事。不是萨特，而是扎扎的友谊和鼓励让波伏瓦变成世人所熟知的“战斗的海狸”。天性自由不羁的扎扎与礼法和疾病抗争：她与梅洛-庞蒂的爱情受她的家庭束缚，最终导致她抑郁成疾，不治而亡，年仅二十一岁。“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相信她的死就是我为自己的自由付出的代价。”波伏瓦在其四卷本回忆录第一卷《端方淑女》（Memoirs of a Dutiful Daughter，1959）中说。事实上，波伏瓦早在1955年就完成了一部小说《难舍难分》（Inseparable）来追忆两人的友情，虽然此书直到2021年才得以出版。小说的献词写道：“如果今晚我眼中有泪，那是因为你已经离世，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因为我是仍然活着的那个吗？”晓宏之逝，对于我等生者，又何尝不是如此。就在我们支持晓宏之际，他的治疗再次传来坏消息。11月30日，晓宏在脸书留言：因为某些健康指标不达标（胆红素升高），他在德州的新药试验在最后一刻被中止了。晓宏和陈朗飞回安娜堡，需要先接受化疗——而化疗，早在两个月前就宣布对他无效了。12月3日那周，我从陈朗处获知晓宏身体状况急剧恶化的讯息。我们打算学期结束后就去看他。12月4日周一，我告诉陈朗我决定本周就去，陈朗给我回信息：“晓宏很期待你来。”12月5日下午两点，我给晓宏打电话，像往常一样，我鼓励他：“晓宏，你得挺住啊。”可这次他与往常不一样了。他用疲惫的声音回答我：“张杨，这次挺不住了。”12月7日，陈朗发微信给我和龙彦：“给你们个headsup：晓宏醒着的时间越来越少了。说话有点不清楚，嗓音很弱。大夫说weeks not months。你们看到他会非常难过的。”12月8日周五，也就是美国大部分高校秋季学期最后一天，我和龙彦、苏阳、蔺乐、严飞等几位社会学者先后飞到安娜堡（王颖曜次日下午飞来），与密歇根大学的人类学者曾毓坤汇合，去看望刚刚搬到临终关怀医院的晓宏。周六上午，我们来到医院，先与陈朗见面——大家都是初见——而晓宏还在病房睡觉。我们也见到了晓宏的同事与好友罗毅（Roi Livne）。巧合的是，罗毅的研究题目就包括临终关怀。他不但在过去几周悉心照料晓宏，而且也与晓宏作了充分的思想交流。罗毅的脸上总是充满笑容，他和晓宏的女儿之间有着近乎父女一样的信任和亲密，这都让我们感动而欣慰。过了一会儿，陈朗把晓宏从病房推到了大厅。他瘦削、憔悴，与一月前视频所见已全然不同。我们尽管想象过他的样子，但还是异常难受，泪水忍不住往外涌。晓宏神智尚清醒，他认出了每一个人，招呼大家坐下，我们聊起往事。蔺乐说他印象最深的是2013年芝加哥SSHA会议，晓宏报告完后，我站起来与他大声辩论，旁若无人，来往数个回合。这时坐在轮椅上的晓宏突然幽幽插话：“那个panel是在星期天上午，没有多少人来。”我想，他是多么眷恋跟我们每个人在一起讨论、争吵的时光啊。因为晓宏每次清醒时间不到半小时，陈朗建议我们听他说。我坐在晓宏轮椅左手边的椅子，右手轻抚着他干瘦的左手，等他开口。他心心念念的是他的遗作：The Great Separation（《大分离》）。这部著作有着堪比卡尔·波兰尼《大转型》的企图心。虽然书稿还没有完成，但已经有了一篇近百页的长文。他希望此文与他已经发表的两篇文章一起出版（Xu 2017；Xu and Reed 2023），形成一部专著。他委托了两位同事（包括罗毅）和我来一起负责此事。我感到任务艰巨，但也义不容辞地答应下来。接着，晓宏开始谈他的学术理念和思考。看他已经病入膏肓，还对学术如此痴情，我眼泪夺眶而出。后来他又开始说起少年时期的往事，但说着说着就累了……下午晓宏醒来后，陈朗让我单独进病房。这次我坐在他轮椅对面，看着他的脸庞和双眼，他端坐不动，宛如圣徒。晓宏能记住上午的话题在哪结束，继续谈他对历史社会学的理解，他强调了韦伯传统与当代文化转向各有利弊，需要两者互相结合，才能开创学术新局。这些话题虽然他曾在日常对话中多次提起，但此时听来，竟成永别前的嘱托，不禁悲从中来。周日，晓宏的精力又降，话语更少。我们来到医院，在他清醒的时候轮流陪他。下午，晓宏的导师戈尔斯基夫妇从芝加哥驱车来到安娜堡。晓宏看到他们的时候，眼睛一亮。师徒二人相拥，在病房中聊了一会儿。夜幕降临之际，我们与晓宏轻声作别，大家都明白这是真正的生离死别——the great separation。晓宏是两天后走的。他走得安详、平和，没有疼痛。他最后几周看到世界各地朋友对他的关爱，深感欣慰；他临终前与自己的挚爱、女儿、恩师和好友一一作别；大剂量的止痛药物让他免于疼痛折磨；他的信仰令他平和。美东12月12日上午十点十一分，陈朗给龙彦和我发微信：“他刚刚走了……Very peaceful.”就像波伏瓦对她母亲辞世前六周生活的记载：安详辞世（A Very Easy Death）。六十年前，波伏瓦母亲跌倒送医后，检查出晚期癌症，手术也未能挽救其生命，1963年12月4日辞世，享年七十八岁。可是，不管是二十一岁，七十八岁，或是四十五岁，“没有所谓的自然死亡：发生在人身上的任何事情都不是自然的，因为他的存在就是对这个世界的质疑。凡人终有一死，但对每个人而言，其死亡都是一场意外”，波伏瓦如是说。晓宏的那尚未出版的遗著和规划中的其他作品，会让他带着遗憾离开这个世界吗？晓宏，我们不是要一起去西雅图的亚洲研究年会，参加你组织的讨论组吗？我们不是要合写第一篇文章——那篇我们讨论已久的比较历史研究方法论大纲吗？我们立志要创办的英文学术期刊THiS: Theory, History, Society呢？我们规划中的中文思想杂志呢（就像萨特、波伏瓦、梅洛-庞蒂、雷蒙·阿隆等在二战后创办的《现代》杂志）？……这么多未完的对话、未写的著作、未竟的事业，叫我们生者如何能够淡然处之（take it easy）？是的，这是我们的天人永隔（separation），但我们的思想将永不分离（inseparable）。就像扎扎之于波伏瓦，晓宏让我，让我们很多人，体验到行动的价值和反叛的魅力，激励我们去追求思想独立和自由，带着我们拥抱智识的世界主义，以及嘱托我们要“建设一个具有强烈团结精神的行动的社会”。在这个意义上，晓宏与我们不可分割，永在一起。他还在不停照亮我们前行的步伐——或者，漂泊的步伐。对于生者而言，写作是最好的怀念，也是最好的抚慰；集体写作更是。于是，我和晓宏的好友黄湘接续完成了这首小诗。异国杂诗·悼晓宏
晓渡徐行声久响，斯人已远波犹长。
无边碧水精魂永，一点红灯照混茫。
晓宏，你结束了在尘世的漂流，结束了搏斗，也结束了疼痛。你就乘着这早晨的渡船，去到那“最美的家乡”吧……
张杨
美利坚大学国际服务学院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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